在上海，债务催收行为需严格遵循《合同法》《民法通则》等法律框架。例如，《合同法》第一百九十二条明确要求债务人按约定履行义务，而《民法通则》第一百二十四条则规定了债务履行期限的界定依据。这些法律条文为债权人通过合法手段追讨债务提供了基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地方性法规如广东省2019年发布的“不见面审批”政策，允许通过公示不良信用信息（如红色举牌）等方式施压，但需在公安机关监管下进行。
讨债公司的合法性存在争议。根据《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我国禁止注册“讨债公司”，市场上多数机构以咨询公司名义运营，存在法律灰色地带。例如，部分公司因采用暴力催收手段被查处，2025年湖南永雄集团因多地分公司涉嫌违法被调查并停业，反映出行业合规化转型的迫切性。
二、行业现状与市场格局
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，催生了一批专业化催收机构。根据2025年市场排名，财安金融、高柏（中国）、永嘉信风等公司凭借与银行的深度合作占据主流市场，服务范围涵盖信用卡催收、企业账款追讨等。这些机构通常采用电话催收、法务调解等合法手段，并通过ISO认证确保信息安全。
与此中小型讨债公司呈现两极分化。部分企业如万鑫商务咨询、诚德要账公司，标榜“合法催收”并承诺“不成功不收费”，通过律师团队介入提升合规性；但另一类机构仍存在灰色操作，例如利用社交媒体曝光债务人隐私，或通过软暴力施压，导致行业形象受损。
三、风险与合规挑战
委托讨债公司面临多重风险。催收行为易触碰法律红线。例如，电话轰炸、骚扰第三方联系人可能违反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，而上门催收若引发肢体冲突，则涉嫌刑事犯罪。2025年上海某渔业公司追债案例显示，债权人自行催收失败后，专业机构通过财产线索调查和诉讼保全成功回款，凸显合法程序的重要性。
反催收产业链的兴起加剧了行业复杂性。一些债务人通过伪造病历、失业证明等手段拖延还款，甚至联合“职业投诉人”向金融机构施压，导致合规机构业务成本上升。对此，法律界建议债权人优先选择诉讼、调解等司法途径，并利用诉前财产保全防止资产转移。
四、未来趋势与发展建议
行业正朝着科技化与专业化转型。头部公司如迪扬科技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，通过评估债务人信用历史制定差异化策略；人工智能催收机器人的应用，则减少了人为操作中的法律风险。中国互金协会牵头制定的《催收指引》草案，拟对电话频次、外访流程等设定国家标准，有望推动行业规范化。
对债权人而言，建立预防机制比事后追讨更关键。例如，签订借款合同时需明确金额、利率、违约责任等条款，并保留转账记录、聊天截图等证据。对于已发生的债务纠纷，可结合“和解—调解—诉讼”的递进式解决方案，优先通过律师函、支付令等低成本方式施压。
上海讨债公司的存在填补了司法追偿的效率缺口，但其发展必须平衡商业需求与法律。未来行业需在三个方面突破：一是完善立法，明确催收机构的资质标准与行为边界；二是强化技术赋能，通过区块链存证、智能合约等工具提升透明度；三是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，例如设立行业调解委员会，减少对单一催收手段的依赖。对于普通债权人，增强法律意识、善用司法资源，仍是规避风险的核心策略。